在上海同性恋舞厅里，年轻同志都来这里谈爷孙恋......

本文刊载于《ELLEMEN睿士》2月刊

原标题《应许之地:来来舞厅的罗曼消亡史》

舞厅

星期五，傍晚六点，天色已渐深了。上海市虹口区的安国路在此时却悄然热闹起来。

从路口便有所耳闻的粗粝音乐，在经过一幢老旧的商用楼下时达到最高。楼下，几个中年男人在门口抽烟，互相攀谈，但更多的男人则一头钻进这栋楼里，熟悉地直达两楼。

两楼的窗台上向外架着一块招牌，红色的灯管围成四个字:“来来舞厅”。

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营业，这家特殊的舞厅便一直隐匿在此，它的招牌无法张扬，以至于常被过路人忽视。但另一方面，它又暗暗地在某个领域内驰名全国。每天，舞厅的经营者几乎都要收到二十多个来自不同省市的电话，问询相关信息，他们得到一致的回复:

每个星期的周五和周末晚上六点开始营业，八点半结束。10元一人。地址是安国路235号。

而在知名的地图软件上，关于这个地址的场所信息全无。

舞厅楼下塞进了一间浴室、音乐咖啡吧和一家廉价宾馆的前台。循声进入两楼，灯光照得所有人的皮肤蓝荧荧，舞客们搂抱着在舞池旋转，偶有放肆追打的，穿梭在一个个舞蹈的圈子里，使认真组织步伐的舞客皱眉。

仔细看，这些蓝皮肤的舞客全是男人。二十八年以来，来来舞厅一直是家同志舞厅。

鼎盛时期，统共不过两百多平米的舞厅里塞了五六百个人，两旁各三排的椅子上坐得满满当当，老、中、青三代男人聚在一起，享受着与外头隔绝的自由气息。

此时一曲快歌的前奏响起，一名中年男人站在舞池前的台上激情演唱《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》。这已经是他今晚唱的第三首了，在这里唱歌另加10元。于是刚散去的人们重新两两走上舞池。

舞池四周的柱子上各安了六面玻璃，反射各个方向的景象，两个人变四个，四个人变八个，互相交错，舞池里竟变得满满当当。唱歌的男人喜欢把每句歌词的最后一个音跳高来唱，飞成假音，与此同时，一条腿踢高，把力气用出去。

大多数没有上场的在椅子上坐着，互相攀谈，间或看到两个男人勾着脖颈说话，脸贴近，传递暧昧的气息。坐在角落里的通常是初来的新人，尚未摸索到此地的门道。一时没找到舞伴的熟客们，绕着舞池的边缘走，眼睛探向两边，瞄准了，盯住，两对眼睛勾连起来，十指一勾，肩膀一搭，便也摇晃到舞池里去。一曲快歌后，唱歌的男人下台，音响里放出极舒缓的音乐。上一曲还激情洋溢的舞客们此刻都平息下来，成对地搂抱在一起。

现在才看清，一些醉心跳舞的人已经是老年模样，银发散乱，背佝着，头只够到对方的肩膀。他们把头埋在对方的脖间或胸前，脚步荡漾，原地转圈。

临近八点，人群渐渐散去。至八点半，舞厅已经空无一人，只剩两名服务员在偌大的场子里游走，将发着荧光的热水瓶一一从桌上收去。

“有空闲来坐坐，有兴趣来跳跳。”这是舞票上的广告语，像是老朋友送你离开时发出的邀请，既显出好客，又不强人所难。

荣誉

当天五点半，来来舞厅营业前半小时。敏敏在家换上一件印有几朵大红花的T恤，小心地碰碰前两天做好的飞机头造型，确保它没有垮掉，然后戴上橘黄色的无镜片镜框，出门去舞厅。

从他的住处到舞厅，仅仅一百多米的距离，沿途已有三四个中年男人和敏敏打招呼，他们都是来来舞厅的常客。因为舞厅，这里已俨然成为了一片同志活动的街区，许多同志租住于此，专供同志的服务业也在此生根。

敏敏步伐匆匆，并不为别人的招呼所停留。但其中一位仿佛有些不甘，于是借着敏敏的行走速度，柔软地搂上他的腰，试图短暂地截住他。但敏敏的脚步依旧急促，刚搂上的手又借势划过去，似一线水波。

“走得噶急做啥啦?”中年男人嗲声嗲气地问。

敏敏停住，回头:“侬今朝来伐?”

“吾总归来的咯。”

“各就好，侬老长辰光么来了。”

“瞎讲八讲，明明上个礼拜来过的，侬忘记了。”敏敏确定对方来后就不再搭话，继续朝前走。

他进了那栋老式大楼，走上两楼，与服务员只寒暄几句，随后走下半层，在那套与他身形不符合的课桌椅前坐下，这一坐就是3个小时。

敏敏便是来来舞厅的实际经营者。他虽然不是老板，并不支付舞厅场地的租金，但在1990年，是30岁的他将同志生意带到了这个地方，救活了这里半死不活的生意。

自从敏敏的手机一天要收到数十个全国各地的电话，他就知道自己成功了。事实也确实如此，因为舞厅，他成为了圈内名人，许多圈内的活动、比赛邀请他来主持，研究同性状况的大学教授也纷纷拜访。甚至圈外人士也找上门来:2016年上海双年展为他拍了个人MV，并在舞厅里进行了放映。

2015年夏天，他作为评委之一参加了某圈内酒吧的达人秀半决赛，参赛选手通过表演歌舞决出冠军。其中一位被公认歌技优秀，但最终却因酒吧老板力捧他人而落选。敏敏颇有些不忿，在点评时对那位实力选手许下承诺:“这次没有机会没关系，我邀请你参加我2017年的个人演唱会。”

当场，其他四位被老板“关照”过的评委脸色难看，却又无可奈何。

通过舞厅积累了人脉后，敏敏在2006年便举办了个人的反串演唱会，叫上各地的朋友帮忙，男扮女装，表演歌舞节目。首届演唱会，台下就来了五百多位观众，坐满了礼堂。在他表演间，不断有朋友上台将红包塞在他低胸的晚礼服领口。塞不下了，敏敏就趁音乐间隙转身，将快要掉出去的红包再塞得深些。

演唱会结束，全场掌声雷动，无不叫好。敏敏就一年接一年办，到2017年已是第十一届了。

至今，他历年来的反串女装照片被打印出来，配上当年的日历，每年更新一幅，张贴在家里的墙上:民国女学生的蓝布衣服配以中长蘑菇头假发，旗袍造型配褐色小波浪假发，穿上西洋裙，则是额前平刘海、拢起赫本头。

他抬头指着民国造型的那张说:“这张好看哦。不过就是前两年的事情，没想到现在这么胖了，这件衣服再也穿不下了，又要去做新的，又要用钞票。”

敏敏这么说的时候，拍拍自己即使横卧也没能平坦下来的肚子，于是印在短袖上的大红花挺出来，显得尤其饱满。

不少人觉得敏敏过得风光，但他的日子并不如大家想得那样宽裕。

自五年前敏敏结束上一段恋情，他便把母亲搬过来同住。老房子是一间通间，母子一里一外两张床，中间只隔一块薄薄的塑料板。房间里里外外堆满了敏敏的衣服鞋子，厨房和厕所又在屋外，生活起来并不舒服。

无论生活如何，来来舞厅始终是敏敏最高的荣誉，一说起这个话题，他摸摸自己的飞机头，确保发型依旧挺立，随后，他放弃了常用的上海话，转用普通话讲述一句宣言式的话语:“来来舞厅是全国，乃至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同志舞厅，就是我敏敏一个人创办的。”

此景不禁令人恍惚，仿佛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身前摆放了一群贴有媒体招牌的话筒。

时间倒退到上世纪80年代，没有人能想到将来会有一家同志舞厅出现。那时，所有同志间的活动被埋在更深的地方，危险而诱惑。

上海各区的小花园虽然在闹市，但通常幽静无人，四周又有林木遮挡，成为同志最开始聚集的地方。49路终点站附近的小花园号称是当时同志交友的“总公司”，而五角场和大木桥路的几处小树林也都是“人气足”的地方。

常去小花园玩的人会事先打电话联系，以免扑空，然后各自在家吃完晚饭，找借口前往。因此每到夜里，小花园的台阶上挨着坐满了男人，彼此聊天，聊得好的则“抄菜单”，也就是将电话号码抄下，不至于下次断了联系。

更多的饥渴则围绕公共厕所展开，圈里称为“office”，没有伴侣却又渴求的人常来此试试运气。在彼此最无防备的时候，眼神试探，如果对方神色茫然，或露出鄙视，则马上扭过头去，避开麻烦。一旦双眼对上，就去隔间或另开房间。

除非是有人带领，否则这些隐秘的据点几乎不为人知。即使是年轻的同志，平日里也不会轻易向人透露自己的取向，现在来看，他们得知这些地方的方式显得不可思议。

1984年，敏敏24岁。他虽然早已清楚自己与众不同，但从未和人表过心迹，也没有和其他同类友人交流过。直到有一天，在一辆公交车上，他总感觉有人在后面挤他，多次避让不开。他回头看去，一个中年男人靠近，声音软糯，要请他下车聊聊。不知为什么，他竟跟了下去，两人坐在马路边上的台阶上，对方跟他讲了许多隐秘的地方。

“为什么伊知道侬也是同志呢?”

“咦?”声音挑高，像是在嗔怪对方怎么连这都不知道，“个么都看得出的呀。”

在社交如此特别的环境下，他们的情感似乎既脆弱又必然。来来舞厅服务员的小鲁，现已70岁了。他聊到某些隐秘之事时，把音量压得很低，甚至只用气音发声，好像这些事情是从他心底的某个幽暗地方，慢慢升上来的。

在小鲁40岁那时，他在小花园里发展了一段感情，却以背叛结束。

分手那天，他早就收到朋友的消息，说看到他的对象在公共厕所里“忽人”，也就是出轨。那时小鲁正在不远处，听到消息后迅速赶到那地方等。果不其然，十几分钟后，一间厕所的隔间里出来了两个人。除了背叛，小鲁身上有绝大多数中老年同志的矛盾，他们虽然肯定了自己的同志身份，但到了二十多岁时还是迫于压力、结婚生子。

自生下女儿后，小鲁夫妻两人形同虚设，常年分被褥睡觉。其实，小鲁对妻子未尝不是感到愧疚，妻子忠厚，几乎不曾责怪过他没有尽到丈夫的义务。他有时会把耽误妻子的罪责备在自己身上，但有时又觉得自己那些方面是天生的，他本人对此无能为力。

“侬老婆晓得侬是喜欢男性的吗?”

“这哪能讲呢……”小鲁想了一会说，“不戳穿而已，心照不宣吧。”

小鲁认为夫妻二人多年没有性生活的状态，已经是自己对妻子无声的宣告。

他不是没有提出过离婚，举家无不严厉反对。虽然他们多少知道真正的原因，但始终没有人点明，而以“年龄大了，离婚没必要”来劝告。这甚至让小鲁更加痛苦，他的生活像是被一层保鲜膜封住，明明看得见现实，但却打不穿这层膜，无法呼吸到自由的空气。

“吾有时候真的觉得很压抑的，想离婚又离不掉，只好熬到翘辫子结束。”

与此同时，与小鲁性格似乎截然相反的敏敏，已经在“大木桥小花园”里闯出了名气。

从那时就结识了敏敏的朋友说，敏敏是当时圈里少数的几个“敢玩敢说”的人，同志间本来遮掩的话题，他会堂而皇之地拿出来讨论。着装方面也是如此，那些色彩艳丽、带着女性气质的衣服，敏敏一定是先锋，先做先穿，然后带起一股风潮。朋友们在敏敏的言行中感到了群体的支撑，消除了或多或少的自我怀疑和否定。

小鲁印象最深刻的是敏敏在小花园聚会后，组织大家一起去吃夜宵。此时乍浦路是上海夜里最繁华的美食街，而乍浦路88号和芷江饭店则是他们常常光临的地方。

芷江饭店前有一个舞台，客人要是有兴致，都能上去唱歌表演。大多数同志朋友都不敢，缩在下面摆手。敏敏和几个同样“豁得开”的人不顾别人的眼光上去表演。

那时候敏敏风华正茂，人也苗条，他上台扮女相唱越剧、跳民族舞。声音虽哑，但尽力压得细而尖。偶尔展露下腰的高难度动作，女态展露。及至扮到了关键处，灵机一动，故意做个蹩脚反串角儿，男人粗劣的妩媚眼色朝台下一丢，惹得原本预备鼓掌的朋友又欢声笑语。

而旁桌吃饭的人呢?“男男女女看得呆住，不晓得发生了什么情况。”

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得多了，敏敏自然成为圈内的领袖级人物，是为数不多的、能带领他们越走越远的人。

起舞

到了1987年，营业舞厅终于彻底恢复合法性的时候，跳舞一度风靡上海。那时，各大工人俱乐部和宾馆都跟风辟出场地作为舞厅，有些地方甚至一天开放四个场次供人跳舞。

自然的，这些舞厅无一例外都是男女搭配跳舞。跳舞自有一种暧昧，如果双方没有情感流动，乐趣不再，反而变成任务。那么干脆在舞厅里男男跳舞?谁有胆量。

一天夜里，小花园内，交谊舞的伴奏通过磁带录音机在树丛内响起，路人不识，而里面早已经两两配对，男男共舞。花园的地方小，跳起舞来难免局促，一场下来，不少人都抱怨连连。

没人记得清究竟是谁率先提议要开一家专门给男同志跳舞的舞厅，即使是敏敏提出的，他也绝不是自己当老板的意思。

那时，敏敏的正职还是公交公司的修理工，干换轮胎的活儿，常日班，很难抽出时间。但没想到提议一出，大家纷纷附议，并一哄而上，要让他组织搞这件事。

“伊拉都讲:‘侬开侬开，侬肯定来噻的。’”敏敏回忆起那时的场景，两手握在胸前，像是又一次回到那个被大家推崇的时刻。

所有人都说，如果舞厅真的开成，自己一定来捧场。有些人甚至还提供了相熟的舞厅信息，让敏敏去谈谈看。

这股势头就像潮水一样，几乎是推着他去做这件事情。

考虑到自己的时间不好安排，敏敏拉了两个朋友合伙，盘算着要轮着“当值”。圈内朋友给的信息很聪明，那些自有客源、人来如潮的舞厅一概不找，单找那些市口虽好但经营不善的店面。

他们上门，一家家地谈，开篇讲明是要办同志舞厅，不能接受就立即调转方向。那时，舞厅不仅开在单独的场地，各区的工人俱乐部和大小宾馆都跟风辟出场地供人跳舞。选择的余地还算宽裕。

生意论生意，按人头分成，一张舞票卖五块，敏敏他们提成一块，舞厅其他的开销，包括租金和电费，一概不承担。经营不善的舞厅听说能带来生意，也就答应下来。最后，敏敏的第一家舞厅在当时的南夏舞厅开张。

开张初期的经营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。虽然之前很多圈内朋友承诺要来捧场，但他们习惯了对自己性取向的保密，而且极大一部分已经迫于压力成了家，对一个开放的、人人都可以进的消费场所来说，谁来保证他们的“特殊爱好”不会泄露出去。

“刚一开始的时候只有五十几个人来，伊拉不相信的，这里要怕、那里要怕，都不敢来。”

敏敏为动员圈内朋友做了努力。他奔走在当时诸多同志的聚会点，频繁地组织聚餐，四处宣告自己开了一家同志舞厅。消息一传十、十传百，大家几乎都收到了消息。胆子大的先去了，胆小的还在谨慎地观望舞厅的情况，探听有关部门是否会来“冲场子”。舞客毕竟是越来越多。

开张三个月间，舞厅的生意从五十人到一百人，再到一百五十人。终于有一天，三百个男同志在同一时间内出现在舞厅里，舞池里挤不下，只好站在一旁“插蜡烛”、等空位。

每个人都既兴奋又紧张，他们处在此地宽松的氛围，相较于从前，几乎是迅速的交往到新朋友。舞厅是一个半公开的同志场所，在这里，没有人能对他们的真相指指点点，在舞步中，他们享受着各自的自由。

年轻同志也不再需要碰运气在夜里摸黑到小花园，这段时间里，后来成为来来舞厅“舞后”的阿京刚刚来到此地。

第一次来这里，阿京一个人都不认识，当时他似乎只有30岁，只好像此地所有的新人一样，坐在靠墙的木凳子上，眼睛瞄，听音乐。所幸一个绰号“聋子”的人在场内搜索舞伴，与他眼神对上，自然勾过去了。“聋子”问他是不是第一次来，喜欢什么类型的，阿京都据实以告，这才发现对方的听力不好，要靠在耳边说得很响才能听到。

这里的舞搭子几乎都是不固定的，除了感情特别要好的，几曲之后两人往往互相撇下，重觅新的舞伴。阿京和“聋子”跳完后又重新回到了位子上，等待别人的邀请。要想主动邀请别人跳舞，总得在这里混上个把时间，认识点人，以免被拒绝丢面子。当天临走，阿京在门口被“聋子”叫住。

“聋子”说:“下次再来哦。”

“我不来了。”

“为什么不来?跳跳舞不是蛮好吗?”“聋子”不解。

“我又不认识人。”

“我不是人吗?下次来，我陪你跳。”

阿京笑笑，自此以后几乎每场必来，甚至把房子也租在了附近。此时，由于当初的合伙人迷恋上了麻将，常常耽误生意。公交公司上班不过两三千的工资，单是做舞厅，每月就能进账七八千，敏敏下决心辞掉了铁饭碗的工作，专心经营舞厅。

冲场

舞厅一进，众人沉醉，只管关照脚下舞步、音乐节奏，还有那最暧昧的呼吸。他们难再注意其他风吹草动，忘记在那个年代，当他们身为他们自己时，不免要时时警惕。

敏敏刚开始的几家舞厅都被“冲”过场子，前几家都是文化局的人来冲，说是“舞厅的实际人数超过了允许容纳的人数”，一旦被冲，舞厅要暂停营业，敏敏就必须重新找场地，然后费几番周折，把新地方通知到所有的朋友。

直到敏敏在宛平剧院做生意的时候，大概是在1989年夏天，有一次警察来冲。

“正好是我们跳到最闹猛的辰光，好几部警车就这样停在楼下，我们都不晓得什么事情，一群警察从门口就进来包围我们了。”

警察进来，也不说舞厅犯了什么条例，直接让上海人和外地人分成两堆，分开做笔录，写下籍贯，以及为什么来和来这里干什么。一个领队的警察吼着让此地的负责人出来，众人只认敏敏，于是警察让敏敏搬把椅子坐到两堆人的中间，扬言要把他送到“2号跑道”里，意思里是要把他关进去。

“我问他我犯啥法了。警察老凶，讲‘侬开各种舞厅不要负责啊’。吾讲‘吾又不是老板’。警察讲‘个么伊拉为啥讲侬是老板’。吾讲吾只不过是带人过来的，各地方不是吾的。后头宛平剧场的老板也被推出来，拿了把凳子，坐了吾旁边。”

做完笔录，警察命令所有的上海人疏散回去，但所有的外地人要跟他们回去。人来人往混乱时，敏敏和老板仍坐着不知怎么办，一个年轻的警察问同事怎么处置他们，那一位竟然一扬手说，算了，放他们回去吧。敏敏竟因此顺利离开了现场。

第二天，消息四起。流言传来传去，重合度高的故事便成了事实。据说所有的外地人隔天就被遣送了回去。而在遣送的人群中有一个杭州人，碰巧家里有报社的背景，就把该警察局告上法庭。这纸诉状的结局如何，则众说纷纭。有的说警察局吃了搿头，领导被换下去，有的说法则是不了了之。

“到最后我们到底犯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，莫名其妙被弄得那么吓人。”

敏敏怀疑是圈内人士看这里的生意好，心生嫉妒去举报的。

“我晓得是撒宁，个宁一直盯牢我，要跟我一道做生意、分钞票，哪能可能呢，不可能带的。”

经此一事，一向不顾忌许多的敏敏也开始对一些细节谨慎。即使在男女舞厅里，跳“抱抱舞”的时候熄灯也是一件平常的事，但他特地关照舞厅的灯光师，无论什么舞种都不要关灯，以免落人口实。

“侬之后哪能还敢开呢?”我问。

“为啥不开，他们要抓我们是没道理的呀，我们只不过是跳舞，又没脱裤子，侬凭啥来抓我。”

三个月、三个月、三个月，敏敏每家舞厅的寿命都不约而同地在三个月后终止。

直到1990年，敏敏把生意迁到“来来舞厅”，才结束了这个厄运。二十年来，这处“同志之地”终于再也没遭受打扰。

在那段红热的日子里，敏敏还有心思做些锦上添花的活动。在票价还是八元的时候，敏敏开始在礼拜六组织反串表演，当天票价抬高两元，多进账的钱请一帮朋友穿女装、戴假发，或唱歌跳舞，或T台走秀。有人至今仍记得，当时有一个舞蹈专业出身的男人，一袭女装，光脚在舞厅里跳了一曲《红色麦当娜》，引得全场欢呼。

这时，距离李玉刚以反串表演登上《星光大道》一炮而红还有许多年，舞厅外的世界仍对“同性恋”不甚宽容。但在来来舞厅里，一切已经发生了。

舞池旁的观众看得新鲜，甚至觉得刺激，他们对同志的认识在不断扩大，边界不断外展。关于对自己的取向能真诚到怎样的地步，每个人都在尝试和挑战。

生意

今年是来来舞厅开的第二十八个年头了。礼拜五的生意结束后，敏敏请客喝咖啡。朋友闲聊，打听起今晚来舞厅的人数。敏敏直着喉咙，语带不解:“今朝生意忒差了，只有八十几个人，从来没有过的哦，侬讲吓人伐。”

朋友显然被惊了一下，“八十个人啊，吾老早来跳的辰光立也没地方立啊。”

“侬伐来，伊伐来，人是少了呀。”

来来舞厅的生意自从2010开始就走了下坡路，巅峰时七百多人的辉煌早已成为历史，现在，星期六生意尚可，能达到两百多人，但星期五和星期天的客人几乎都在100人上下，下雨来的人更少。

现在，这盘生意全靠中老年的舞客支撑。

如同门口那块红色的招牌已积了灰，颜色也已哑去，舞厅老了。

说起自己在舞厅亲眼看到的一幕，阿京至今仍觉得复杂难言。当时灯光闪烁，旋律还在响着，一个老头子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休息，前面还看到他眼睛睁着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慢慢、慢慢地滑下去，滑在地上的时候“扑通”一下，头歪到一边。老头子附近的人先开始围过来，再是稍远一点的人，最后整个舞厅的人都围成一圈。直到圆心的人开始大叫“大家让开，散开来，他要闷死了”，人群才稍有松动。

舞厅没有能照亮全场的灯，即使在这样的情形下，仍旧是那几串天花板的灯，照得所有人蓝荧荧。

有人叫了救护车，担架抬到混作一团的舞厅里，和老人相熟的朋友跟着送到医院，但老人在路上就不幸去世了。

近两年的同志朋友聚餐，逃不过的话题便是某某老头子在家一睡便再也没有起来。通常一个人在桌子上说了，另一个也马上跳起来，说自己还得知其他的老头子心肌梗塞走了，要么是在某洗脚房没能挺过去。

在舞厅发生的离世，阿京只目睹过一次，但来来舞厅元老级的顾客确实正在相继去世，死亡以月计算，几乎每月都有两三个。

对这些老人而言，这里是他们一生隐蔽的愉悦，也是危险的愉悦。在舞厅去世的那位老人，有自己的家庭，他被送到医院后，朋友打电话去联系家里人，只说是玩的时候突然发生的，绝口不提来来舞厅。而在舞厅里认识他的朋友，如果相熟，就去参加追悼会，至于他们是怎么认识的，究竟是什么关系，随着老人的离世都一并入土。

“本来一直看到某个人来舞厅玩的，有辰光好几个礼拜都没来，我就去打听，一打听才晓得也已经没了。”敏敏说。他掐着手指算，现在是月中，这个月已经知道两个老人“走”掉了。

老去是来来舞厅正在经历的，而附近那些因来来舞厅才带活的生意，也同样正经受这个不可抵抗的趋势。

银欣浴室是附近知名的圈内浴室，晚于来来舞厅开设，但因其与舞厅不同的服务范畴，曾一度和舞厅形成消费短链的两个标点，带来此处更多的人气。当时习惯的做法是在银欣里洗好后，去舞厅跳一支舞，最后再到下海庙小花园聊聊天。

但三年前，在舞厅生意下滑时，链条中的银欣却更快倒闭，一下子带走了舞厅极大一部分的客流。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

“现在年轻人有几个会跳舞，真的想玩的，随随便便就可以找到酒吧玩，那边玩的不要太疯哦。现在舞厅里都是靠我们这点中年人，还有就是再老一辈的了，但是还剩几个呢。”舞厅的一位熟客说。

据一家行内网站调查，自2005年左右，上海的同志酒吧开始向夜店方向发展，现场DJ、舞池都配备起来，主题派对也尤为疯狂，常邀请外形英俊的“小鲜肉”半裸跳舞，甚至有湿身环节，吸引年轻同志的兴趣。

现在在网络上搜索“上海同志酒吧”，不仅地址齐全，更是出现了“十大最热排行榜”。

而来来舞厅仿佛延续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谨慎和哑言，它依旧在各大地图软件上隐身，安国路253号，除了这个地址以外，没有任何关联的信息。

考虑到上海整个舞厅业的状况，连曾经那些红极一时的舞厅也早已抽身，来来舞厅的存活已经是极为特殊了。这或许能归功到它同志交友的特殊性，然而就连这一点也因网络的兴起受到挑战。

大部分舞厅的中年客人都描述了他们刚刚接触网上聊天室的兴奋，“里面什么人都有，一间聊天室里全是我们圈子里的。有人讲得露骨，但没关系，都是在网上，说了也找不到他人。”

互联网的匿名性让同志能够随时找到同道中人，他们在网上聊天，投机的便约出来见，发展关系。如果不是真正喜欢跳舞，就不必为了交友，每个礼拜来舞厅碰运气。

如今还会来这里的年轻人不多，大部分是“恋老”的群体，他们往往只喜欢“爷爷辈”的同性，享受被照顾的感觉。在如今热火朝天的同性酒吧里，他们既找不到合适的对象，甚至也得不到其他同志的理解，成为少数中的少数。只有来来舞厅是他们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。

但年轻人在舞厅显得突兀，这里似乎是他们无奈之下的选择。这里没有高脚杯盛的鸡尾酒，也没有DJ在舞池前方打碟。环绕他们的是早已过时的歌曲，间或还有被改编为舞蹈伴奏的红歌。他们在舞厅里却不会跳舞，只能坐在蓝荧荧的灯光下，等待某位老人朝他们看去。

来来舞厅没有年轻人的土壤，也便无法幻想有年轻人会来承继这个过时的场所。

在只来了八十位客人的那天，舞厅里，一位老人拄着拐杖路过舞池。他走得极慢，每一步都好像要跌倒在地上。越过他看去，舞池里的客人寥寥。环绕柱子安的镜子，有好几面扑了空，它们反射出舞池四周的空位子，显得此处更为空荡。

来来舞厅处在时代的潮水之中，它或许曾经是先锋的，是独特的同志自由之地，但现在它老了，只能借着熟客的惯性抵抗，而这种抵抗的作用已越来越微弱。

爱情

“吾从来不在舞厅里寻朋友，跳舞就是跳舞，舞厅里关系很乱的，恋爱谈不长久。”阿京说。

说此话的舞客回忆起舞厅里的打架事件，原因几乎都是伴侣中的一个在跳舞时被搭讪，两位“情敌”一言不合就动了手。

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，来来舞厅滋养过爱情，也见证了许多背叛。经历了多次的失望后，大部分舞厅的元老们已经消沉下去，他们甚至怀疑:有吗?这个圈子里到底有爱情吗?

小鲁始终在这个问题上摇摆、纠结、无解。

他的爱情里虽然另有悖论，但却是大多数中老年舞客的状况。即使他本人已经七十岁，喜欢的却还是二三十岁的小伙子，年龄再大上去便不在他的选择范围内。近十年里，他分别有两个相对固定的伴侣，都不过二十多岁，也都给他带来伤害:前一个在公厕出轨，后一个回了金山老家后就淡了感情。

“现在在舞厅里寻，上海人是根本没有的，基本都是外地的年轻人。伊拉到上海来，有辰光也不寻工作，最好就寻着一个在上海有房有钱的老头子，自己就好不做事体了。”

在这两段感情中，对方在上海都没有住房。小鲁因有家庭，只好另外帮他们租了房子，承担租金。与后一位小金山在一起的时候，他甚至还要帮忙做家务，小金山脾气大，菜烧得淡了要骂，衣服洗得缩水了要骂。有时候，小鲁觉得自己与其说是在谈恋爱，不如说是做了小金山的保姆。

可他偏偏还是对小金山恋恋不忘。他记得两人初次在舞厅见面时，小金山害羞少言，明明看上了自己，好几次却硬是没说出口。直到最后托人来介绍。小鲁顺着朋友的指向看去，一个瘦长的少年，眼波温柔……

六年以后，小金山回了老家，两人自然解除了恋爱关系，互相认成了干爸、干儿子。每年过节，小鲁以这个身份去金山看他，小金山的父母只知来者是儿子在外时一直照应的长辈，每次都留他一起吃晚饭。他照例在席间递给小金山一个红包，里面塞了两千块钱。

这家如今以中老年同志撑起来的舞厅，金钱与爱情的勾连常常出现。

“现在这个时候，没有钱下去你得不到的。”小鲁无奈，暗暗在腰前比了手势。2和3。二十万到三十万，这是小鲁在两段感情里投入的金钱。

小鲁退休后工资虽然不错，但因为前两年借钱买了拆迁房，现在每月要把大部分的退休金贴进去还债，手中可调度的资金很少。正因如此，四年前，他几乎是求着舞厅的老板娘，又有敏敏帮忙说情，才在舞厅获得了一份打杂的工作。前些日子，每月工资才刚刚涨到1500出头。

前两天，小金山又在外面欠了债，要小鲁打1000块给他，小鲁心软，禁不住求，答应了。他给我看他们的微信聊天记录，小金山称呼小鲁为“老婆”。

小鲁说他还喜欢小金山，但小金山是否还喜欢自己，自觉可能性不大。他也怀疑和小金山的关系是否只是用钱来维系的。如果他没钱的话，小金山还会不会叫他“老婆”?这个问题始终牵连着情感的依恋，悬而未决。

如今，他几乎也接受了另一种的方式--用钱来买一次性的感情。在不关涉感情的过程中，他变得理性，甚至会计算哪个方式更加划算:

如果在外面勾上了小年轻，每次给个两三百，再付钟点房的房费，加起来不过三百多块。而敏敏推荐的会所环境虽然好一点，但一次消费就是300块，其他服务还要另外收费，不合算。

“其实有时候想想，侬一个老头子，没钞票，人家为啥要看中侬呢?所以也公平的。”小鲁如此说。

但公平并不能让他释然。

当金钱和爱情混淆在一起，很多事情难以理出头绪，没有公式。你很难定义一个人接近自己完全是出于钱的考虑，毕竟两人之间多少会有感情的粘连。而“舞后”阿京则游走在付出与索取关系的两个端点，引来诸多的流言。

阿京记得自己刚从上海回来，一次被别人搭讪，对方提出要与他做些什么，他立刻决定，向对方索要钱。理由很简单:“我不欢喜他的，他要跟我做事体，我是要钞票的。”

到后来他辞了超市管理员的工作，手头缺钱，房租也交不上，没有人知道他是如何解决的，至今这件事在圈子里是个谜。对于追问，他保持神秘，抿抿嘴:“舞厅里的人都不知道的，所以他们都说我本事大。”

“本事大”当然有弦外之意。舞厅是流言四起的地方，一个如此的谜语被各种猜想后，在人群中成为暗通的共识，对阿京的人品产生了质疑。他后来也曾在舞厅里工作过一段时间，而结局并不愉快。月卡制度期间，老板娘认为阿京监守自盗，把舞票偷偷藏起来，免费送给朋友，仅仅几个月后，阿京便被辞退。

但似乎也无法因此将爱情和性当作是阿京谋生的工具。他总是同时交几个男友，奇怪的是，像是存在着某种平衡，其中总有些人能为他带来经济上的支持，也总有些，他甚至为了他们将自己的钱补贴出去。

去年，他在网上认识了一个泰州的小伙子，两人聊得热络，阿京动了真情。十一期间，对方趁假期从泰州来到上海，与他同住。阿京没有透露自己的状况，一切都貌似和平。

阿京为他买了些首饰，一起去了东方明珠，因为舍不得门票钱，就让对方一个人上去，自己在楼下等了他四个小时。唯一缺憾是，阿京不想把他带到自己的房间里住。那里既小又堆满了杂物，是阿京真实生活的底细。于是他找了借口，让对方住到舞厅楼上的宾馆。

三天以后，小伙子回了泰州。

事情发生得很突然。仅仅半个月后，阿京没有预先知会就到了泰州去看他，他想当面提出让对方来上海同居，花销则由他一人承担。但还没开口，小伙子先提出了分手，没有留出任何转圜的余地。

一顿争吵之后，在泰州宾馆无窗的房间里，阿京点了一根烟，夹烟的手指上还带着他和小伙子的定情戒指。

他不明白这场分手，始终诉说着自己的真心。他的花销是经不起变动的，为了小伙子上次的上海之行，他问人借钱才勉强撑了下去。但现在，所有的理由竟然是嫌他皮肤不好，这算什么。

阿京没有说出这样的可能性，是不是上次对方估摸出了他的经济情况，心里有了芥蒂。

万分难过之中，他在回沪的大巴上又用QQ聊上了一位新的朋友。

“你有没有考虑过只谈一个朋友，两人一直在一起。”他显得为难，说始终找不到完美的，要么就是他喜欢的人不喜欢他，要么喜欢他的人他自己又不满意。于是他身边的伴侣总在流动。

与他再聊天是泰州行的一年以后了。当天晚上，阿京新结识的干爹来舞厅看他，阿京预先说:“干爹对吾老好，要啥给吾买啥，两个月就给吾用了七八千。吾也蛮喜欢伊，但是伊就是太粘人了，一会儿不回复伊，马上就打电话来了。”事情总是如此，喜欢他的人，他自己总不满意。

一天，“干爹”来了舞厅，他坐在靠门的位子，在这里显得生涩、胆小。在阿京频繁被人叫去跳舞的时候，他没有和任何客人说话，包括主动和他搭讪的中年男人也被他婉拒。

他说自己这次来是为了和阿京彻底断掉。

现已六十岁的他用了整整七年的时间才接受了自己的取向，决定在网上踏出第一步，而他第一个遇到的就是阿京。阿京隐瞒自己另有同居男友，直到“家里那位”拨打“干爹”的手机号并破口大骂后，他才知道了真相。

“干爹”目睹了阿京与“家里那位”激烈的争吵，对峙过程竟把啤酒瓶砸碎了拿在手上。自那次以后，他心有余悸。

“我跟他什么也没发生过，现在对他真的就像对小辈那样，看他四十岁还没有稳定下来，就想着帮帮他。但是那次真的太吓人了。”

“干爹”犹豫了一会儿，还是决定继续说，“前两天他跟我说房租付不起了，四千一个月，三个月一付就是一万二，又想叫我帮他，我哪里有这么多钱啊，他这样下去真的不行。”

“那你以后还会尝试找男朋友吗?”

他连忙摇手，“我肯定不会了啊，已经试过了还敢再试吗?”此时，音乐渐息，阿京一曲跳罢走过来，含笑看着“干爹”。阿京用手碰了碰他的飞机头，然后捧起了他的脸。此时他还不知道“干爹”的来意。

失落

这些年来，敏敏从不在公开场合说自己是来来舞厅的老板，总是谦称自己是在为真正的老板娘“打工”。即使这块金字招牌完全由他一手打造，他还是怕话传到老板娘那儿会引来猜忌。

去年在舞厅还未开张营业前，他叫了几个朋友一起排练节目，怕人说闲话，连灯都没有开。舞厅没什么窗，即使是在白天还是黑漆漆的，五六个朋友只好摸黑排舞。

结果消息还是传到了老板娘耳朵里，一个电话打来，嗔怪他没有事先打招呼，之后点明，平时来用场子是要付场租费的，每小时五百，谁都不能例外。

敏敏心里没有服过老板娘，在电话这头也不客气。解释状况之后，适时声明自己这些年来对舞厅做的贡献。实际上他不满这位老板娘已经很久，他觉得老板娘整天算计，像防贼一样地盯着他。

饭桌上，他一时起了要把这家舞厅结业的心思，想在电话里丢出这个消息，炸得对方惊慌失措，过过瘾。但最终他还是没有说出口。

挂了电话后，他气愤地和排练的朋友说:“吾有辰光真想跟这个老板娘结束掉，不做了，吾到哪里去做不是做啊，侬舞厅还要靠我才有生意，没有吾，做到侬亏死啊。”

十年前，敏敏和来来舞厅前任老板娘闹得不愉快，意气之下，说换地方就换地方。他转去另外一家电影院里的舞厅做同志场，原本在来来舞厅的几百人竟然也全部跟着敏敏转了过去，一时间，原本人声鼎沸的来来舞厅几乎空闲了下来。

三个月后，前任老板娘发现事态不对。没有了敏敏，帐面上已经连续亏损，于是四处托人和敏敏示好认错。敏敏最终高姿态与她合解，重新把生意带回了来来舞厅。经此一事后他清楚，老板娘再不敢对他有所约束了，是他这个人代表着生意，至于来来舞厅这块牌子，则是可有可无的。

然而现在，他还有这份底气吗?

身边坐着的朋友一边夹菜，一边劝他息事宁人，“算了算了，做了二十几年了还要换地方，要烦死掉了。”

这是台面上的话，并不全然是他们不再鼓励敏敏换地方的原因。他们知道，这几年来，来来舞厅同志场的生意已经不堪，持续低迷的生意削弱了敏敏的价值，此消彼长，老板娘说话的分量变重。生意再这样差下去，她可以选择换种方式经营这块地方，或许可以将这块内环内的商业空间承包给别人做其他事。对她而言，“来来舞厅”这块招牌除了生意便毫无意义，不涉感情、无关荣誉感。

但对敏敏来说，这个昔日热火朝天的自由之地，带给了他无数人脉、成就、名望，他一切的根基都在这里。一旦结束了这家舞厅，就意味着要抽取他人生中最基本的部分。

下个礼拜，他仍旧需要在每周五和周末的五点从家里出发，坐到那张别扭的课桌椅间。

中年，尴尬的中年。即使他极力跟上年轻的步伐，追寻时尚，但现在发生的很多事情他无法理解，最令他介怀的是自己已在不知不觉中被冷落。

再过两年，敏敏就要60岁了，在度过盛年之后，他深觉自己夹在两个极端的年龄段中间，既没有老到通达的年纪，也没有了年轻时候的风华和魄力。

现在已不是小花园的时代，那个压抑的时代里，敏敏是公认的的红人，身边多的是要来巴结他的朋友。要和哪个亲近、和哪个保持距离，是由他来挑来选的。他在此间游刃有余，似乎每个人都受他的情，都要让渡一部分的自由给他，成为他的附庸。

无论敏敏是否承认，时间正在夺走他昔日对很多事情的掌控，朋友、金钱、舞厅，甚至是身材，那个不合心意的大肚子，似乎昭示着他的无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