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的妈妈是同性恋”

我心里一直都有一个声音：我真的不觉得我妈妈这样有什么变态、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可是又没有办法去跟社会的声音对抗。我心里的声音逐渐被削弱了，可是它又一直都在。

文｜实习生 周小琪 新京报记者 贾世煜

编辑｜苏晓明 校对｜郭利琴

11岁那年，黄惠侦第一次从长辈口中听到“同性恋”这个词，说的人是她母亲。

那是一个台湾的短发妇女，颧骨很高，看起来沉默寡言。她的职业，是做“牵亡”（台湾的一种祭祀仪式）的法师。

这些年来，她的母亲总共交往过十多个女朋友。在家里，黄惠侦和母亲除了每天在同一张餐桌上吃饭，没有别的交集。

在黄惠侦的家庭中，父亲的角色是缺失的。他是一名油漆工，嗜赌，爱家暴。黄惠侦10岁时，母亲带着她和妹妹从家里逃了出来，再也没有回去过。

一段漫长的时间里，黄惠侦怨恨自己的母亲，“我为什么是一个‘变态’生的小孩？”她曾经极度缺乏安全感，常在梦中看到母亲离去的身影，留下她和年幼的妹妹。长大后，她试过逃离，却又因责任感重返家庭。

直到1998年，她拿起摄像机，将镜头对准母亲。太多疑问缠在黄惠侦心里：妈妈喜欢女人是正常的吗？为什么妈妈爱女朋友要比爱我们多？为什么我们明明是相依为命活过来的，却好像陌生人？

有人不解，认为摄像机是一把挑开伤疤的利剑。但她将拍摄视为母女和解的过程：“这台摄影机看似暴力地介入了我们的生活，但我是靠着它才有胆识去靠近我妈妈的。”

拍摄用了将近20年时间，黄惠侦将片子取名为《日常对话》。据台湾媒体报道，这部纪录片先后拿下德国柏林影展泰迪熊奖最佳纪录片、台北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两项大奖，并将代表台湾参加第90届奥斯卡外语片竞逐，成为首部代表台湾出赛的纪录片。

最近，我们找到黄惠侦聊了聊。谈及这段经历，她已经足够坦然。即便被问到一些尖锐的问题，她的语气也不会有太大的起伏，始终温柔又从容。她向我们袒露了这些年内心的痛苦与挣扎，以及和母亲从撕裂到和解的全过程。

口述者：黄惠侦 39岁纪录片《日常对话》导演

“我是‘变态’生的小孩”

从我有记忆开始，妈妈就顶着一头像男生的短发，喜欢穿衬衫长裤，平时也很少打扮。

小时候还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，直到我开始上国小，看见同学的妈妈送便当到学校来，她们都留长发、穿裙子，我突然发现：咦，我妈妈好像和别人不太一样。

我们一家生活在社会底层，妈妈的职业是做“牵亡”的法师，爸爸是个油漆工，嗜赌，平时几乎不在家。

正在做“牵亡”表演的黄妈妈。图片来自纪录片《日常对话》

7岁时，一个经常和妈妈一起工作的阿姨开始频繁在我家出入，她们经常会一起出门打牌、喝茶或者看歌仔戏。

我很嫉妒这个阿姨，因为妈妈在家里不太跟我们说话，脸上也不会有笑容，但她和阿姨在一起的时候，总是说说笑笑，看上去很开心。

有一天，我听见她们的朋友开玩笑说，阿姨是我妈妈的老婆。

当时我也不觉得惊讶，因为她也没有伤害别人，只是喜欢的人是同性而已。在那时，我还不知道有“同性恋”这个词。

到了11岁那年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有一次长辈们聊天聊到了我妈妈，说她是“同性恋”，是一个喜欢女人的女人，这样是不正常的、是变态的。

这是我第一次听到“同性恋”这个词，我开始思考：原来喜欢同性的人，有些人会认为她是不正常的。

我想了解什么才是“同性恋”，但当时同性恋在媒体上出现都是非常负面的新闻，什么同志情杀案、同志轰趴吸毒之类的。跟同性恋相关的书籍也都被放在医疗相关的书架上，里面都说同性恋是一种精神疾病。

当时我所能获得的所有咨询都是负面的，我就一直感觉自己被困住了，内心有非常多的冲突和挣扎。

我心里一直都有一个声音：我真的不觉得我妈妈这样有什么变态、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可是又没有办法去跟社会的声音对抗。我心里的声音逐渐被削弱了，可是它又一直都在。

我开始怨恨妈妈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，怨恨我为什么是一个“变态”生的小孩，更让我怨恨的是，我妈爱她的女朋友好像总是比爱我们要多。

逃离

我的父亲从来不养家，而且还会家暴，妈妈身上的钱都被他拿走了，连吃饭的钱都不剩。那时我经常做一个梦，梦见妈妈一个人走了，留下了我和妹妹。

10岁时，妈妈带着我和妹妹从家里偷偷逃了出来，逃得匆忙，除了身上穿的衣服，什么也没有带。

听我妈的朋友说，她看见我父亲提着一把刀在到处找我们。那段时间我们东躲西藏，钱都是问妈妈的朋友借的。因为没有钱，妈妈挣了一些钱回来，好不容易才租了房子，稳定了下来。

之后因为没有户口簿，我就没有再上学，而是跟着妈妈学做“牵亡”表演。但我不想做“牵亡”，我想像其他人一样去上学。

那些年，我和妈妈生活在相同的空间里，但我们就像是同个屋檐下的陌生人。除了桌上的饭菜，我和她的生活完全没有交集。

每天早上，妈妈总是先于我醒来，她会先准备好我的午餐，然后出门。

每天傍晚，妈妈会在外面吃过晚餐之后才回家，静静地梳洗完毕后，又回到属于她的房间，打开收音机关上房门，在晚上九点睡去。

我们之间没有嘘寒问暖，没有母女间的心里话，更没有“我爱你”。我很羡慕那些家庭和睦的小孩，甚至会羡慕那些会跟父母吵架的小孩，因为我和妈妈连话都不怎么说，更别提吵架了。

我对她的印象就是她常常不在，都是跟她的女朋友在外面玩乐。所以我心里一直有个想法，就是逃离这个家的一切，逃离我妈。

到了20岁，我才第一次付诸实践。

那段时间妈妈交了女朋友，她把所有的钱都给了女朋友去打牌、赌博，甚至还背负了一笔不小的债务。我觉得没有办法再承受了，就下定决心要离开她。

黄妈妈和朋友们一起打牌。图片来自纪录片《日常对话》

我搭上了离开家的列车，到了外地，分别在一家自然导览工作室和玻璃工厂找到了工作。

然而，在工作了一年后，我又回去了。那一年我想了很多，我是家里的老大，上有妈妈，下有妹妹，我身上还有责任在，必须得要撑住，不能就这样一走了之。

重点是，我发现我还是很在乎我妈妈。

“妈妈不是‘变态’”

1998年，我遇到了纪录片导演杨力州，他来拍我们的“牵亡”表演。那时我才知道，原来只需要一台小小的DV摄像机，我就能自己来拍一部影片，它可以在电视上被传播。

我也想自己来拍一部纪录片，就去社区大学报了名。我原本只是想去学拍纪录片，但学到了很多其他的东西。

社区大学是由一群搞社会公益的人创立的，他们创校的目的是做知识解放，所以那里有很多不同论著的书籍。

看了那些书我才知道，原来作为这个社会的少数，不管你是一个同性恋，或者是一个精神疾病患者，甚至你只是一个身体上有障碍的人，当你成为这个社会的少数的时候，就是会招来一些异样的眼光。

我的内心终于没有那么挣扎了，我终于明白，妈妈不是别人口中的“变态”。

学成之后，我决定要自己拍一部纪录片。拍摄最原始的动机是愤怒，我对整个社会带给我们的偏见和标签感到愤怒，我希望帮我们这样生活在底层的少数族群讲话。

但当时还没有想好拍什么，就先把摄像机的镜头对准了我和母亲。

从1998年到2012年，我用摄像机零零散散地拍了很多我和母亲的日常生活，妈妈也渐渐习惯了家里有个人拿着摄像机走来走去。

2012年，我生下了女儿，新生命到来的喜悦在家中洋溢，有些原本坚硬的东西好像也随之柔软了下来。

看着女儿一天天长大，我也慢慢体会到了做母亲的心情。我非常惊讶的是，当女儿生病了、受伤了，我心中除了心疼，居然还会感到自责，我的第一反应居然是，是不是我做得不够好她才会生病、受伤？

我开始思考：当我妈妈看见我生病、受伤时，她会是什么心情？她到底爱不爱我和妹妹？为什么我们明明是相依为命活过来的，却好像陌生人？

如果在平常，这些问题我都不可能问得出口，所以我想到了以拍纪录片的形式来把这些问题问出来。我希望通过拍摄纪录片，来更多地了解她，从而改变我们之间的关系，甚至希望我妈也能达成和她自己的和解。

妈妈当时已经快60岁了，老年人该有的疾病——高血压、高血脂，她一个都没落下，所以也不知道将来还能和我们相处多久。

我告诉她，我很想趁她还能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把我们家的故事记录下来，将来我女儿长大了，也可以通过这个片子回忆起当年的故事。另外，2012年台湾正好开始提同志婚姻的修法，我也希望通过这个片子对台湾社会产生一些影响。

妈妈听了后，只闷闷地回了一句“嗯”，但我知道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了。因为如果她不想做某件事，就会直接说“我不要”。

“我知道你一直很讨厌我”

这台摄影机看似暴力地介入了我们的生活，但我是靠着它才有胆识去靠近我妈妈的。

如果说摄像机是一把刀、一把枪，它对着的人从来都不只是我妈，还有我自己。在它的见证下，我了解到了很多妈妈不曾提及的过去。

拍摄过程中，舅舅和姨妈告诉我，在他们那个年代，乡下女生年纪大了还没嫁，大家就会催她赶紧嫁，而且祖宗桌上是不会供奉未出嫁的女儿的。

在社会压力的逼迫下，我妈跟我爸结了婚。

长辈在聊到我父母的婚姻时，说了一句话：“女人长大了就是要嫁人，不然要做什么？”但当我问他们关于母亲性取向的问题时，他们都会装作不知道，回避这个问题。

这些年来，妈妈总共交往过十多个女朋友。其中一个在接受我的访问时说，妈妈是一个对伴侣很温柔的人，会经常叫她“宝贝”，还把所有的钱都给她花，甚至会亲手给她洗衣服。妈妈曾告诉她，我和妹妹也不是她亲生的，而是领养来的。

访问这位阿姨时，我一直在笑，但听到这些话，我有很多复杂的感受。妈妈从来没有叫过我“宝贝”，我和妹妹也是她亲生的。

可是我最大的感受是为妈妈难过。她居然需要在她的女朋友面前，编出很多套剧本，来描述自己的生命是什么样子。我倒不认为这叫说谎，而是一种她面对自己的生命的方式——不去面对它。

提到往事，妈妈很痛苦。和爸爸在一起的那段时间，她也想过自己独自离开，又怕留下的两个女儿会被饿死，才决定带着我们一起走。

刚逃走的那段时间，妈妈特别害怕，她怕我们出去做“牵亡”时会被爸爸抓走，每天晚上都要等到我们回来了她才能放心。

拍摄最后一场对话时，我和妈妈坐在餐桌的两端。妈妈沉默了许久，低下头说“我知道你一直很讨厌我。”

我忍不住哽咽了，“我觉得是你讨厌我，但我还是很爱你，要不然我当时出去工作了也不会回来，不用回来扛那些债务，不用三天两头就看你发脾气。”

我看到妈妈的头更低了，紧接着的是更为长久的沉默。

黄惠侦拍摄的与妈妈的最后一次对话。图片来自纪录片《日常对话》

聊完后，我和妈妈第一次回到了原来住的那间房子。十几年前，我的父亲在这里自杀死去，虽然有别的住户搬了又走，但妈妈和小时候的我都被困在了这里，没有真正离开过。

现在又重新回到这里，这一次，我希望我能带着妈妈，真正离开这个家。

漫长的和解

经过这段漫长的拍摄过程，我渐渐理解了我的母亲。

从社会普遍的标准来看，母亲必须要大爱无私、无怨无悔地为孩子付出，要把所有的资源、时间都让渡给小孩。我的妈妈好像没做到这一点，但对我来说，她已经是一个合格的母亲了。

因为这是一段她从来都没想过的人生，她没有想过要一段婚姻，也没有想过要两个小孩，但她突然有了。她只能尽她所及，用她的方式去做她认为一个母亲该做到的事。

比如，她不会让我们饿着，只要她有钱，就会买很多东西给我们吃。因为在她成长的年代，她的父母也没有满足过她物质生活以外的情感需求，她不知道原来父母还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。

她认为父母能够让孩子都有东西吃，让他们长大成人，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。

有人指责过我，说为什么要拍摄这么私人的题材。但是，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，很难有纯粹叫做私人、个人的事情。

我们家经历的这些事情，一看就觉得特别不幸，但当你把它放到整个社会的脉络去看时，你会发现不是只有我们家在经历这些事：很多女性长到一定年纪就要被嫁出去，这段婚姻可能也不是她想要的，但因为这个社会给我们的框架在那里，没有其他多余的选择。

而且事实证明，我们在经历这场对话之后，我们的关系才终于改变。

我们现在讲的话比以前要多很多。我偶尔会提醒她要吃药、要多运动，她还会讲她跟她的女朋友去做了哪些她觉得好笑的事情，这些可能在寻常家庭没什么，但我们过去连最基本的关心的话都不敢开口，我觉得这样的改变对我来说已经够了，它已经非常大了。

12月初，妈妈提出要我陪她出门买一辆新的摩托车。妈妈骑着旧摩托，我抱着女儿坐在后座，看着妈妈并不宽厚的脊背，在风中笑得很开心。

因为妈妈的个子不高，我们最后选了一辆小型的浅蓝色摩托。我叮嘱她，千万不要用这辆摩托载我女儿，不安全，但她偶尔还是会趁我不在载着我女儿去庙口看戏。

女儿告诉我，阿嬷（外婆）会偷偷跟她抱怨：“你妈妈好啰嗦。”

啰嗦就啰嗦吧，至少这让我更加确信，我和妈妈之间已经和解了